0 引 言

“中药”并非我国古代医药典籍中的名词，在古代,人们习惯使用“本草”或者药物的名称来指代中药 ^[1]。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化学类药物大量进入中国，人们习惯将这类有机或无机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称为“西药”，并把售卖这些药品的地方称为“西药房”,而将我国传统的药品称为“中药”，将出售中药的药房称为“中药房”。“中药”一词诞生后的百余年中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科技部2007年发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中药泛指中华民族传统用药，包括中医药和民族药^[2]。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中药是中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最多，也包括动物和矿物^[3]。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4],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关注中医药资源优势，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在偏远地区和特殊人群中发挥独特优势，保障人民健康。面对新形势下的人民需要，对中药资源的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复杂，地形、土壤、气候等因素多变，野生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使许多野生动植物资源处于灭绝和濒临灭绝的境地,不仅对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灾难，对中药资源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5]。因此，对于中药资源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需求。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千八百余种中药，其中绝大部分取自野生动植物,因此，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在保护中药资源。然而,由于中药资源的药用目的性，使其与普通野生动植物资源相比具有自己的独有的特点。

1 中药资源的独特性

1.1 中药资源的地域性

对于中药材而言，源自不同地域的药材因其生长过程中地质化学成分的迥异、环境气候的不同及周边生态因素等的影响，其药用特性也会存在较大差异。经过长期的中医药实践，中药学将产于特定地区，相比其他产区的中药材品质、疗效更好，且具有稳定的质量和较高知名度的药材称为“道地药材”^[6]。“道”在中国古代属于行政区划概念，故而“道地药材”最原始的概念是指产于某一特定行政区划内的药材。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认为 “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贞观元年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认为“用药必依土地”等理论都认为中药材的使用一定要考虑产地因素。譬如中药中所用的贝母就有两种，产于四川地区的被称为川贝母，相对凉寒，化痰功效较好；产于浙江地区的被称为浙贝母，在治疗淋巴结肿大方面效果更好；另一种道地药材牛膝也有川牛膝和怀牛膝之分，它们都是苋科植物牛膝(Cyathula officinalis Kuan)的干燥根,产于四川地区的被称为川牛膝，产于河南地区的被称为怀牛膝；川牛膝主要用于活血化瘀,而怀牛膝主要用于补肝肾，强筋骨^[7]。

1.2 中药资源的时节性

中药学中经常有“当季是药，过季是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之说，指的是中药的采摘需要注意时节性。同一中药采摘时节不同，其质量药性会有很大差异。中药陈皮和青皮都属于芸香科植物橘（Citrus reticulata Blanco）的果皮,不同之处是陈皮为果实成熟后剥取的果皮晒干制得，而青皮是在果实未成熟的时候取其果皮晒干；陈皮用来治疗胸腕胀满，食少吐泻，咳嗽多痰，青皮用来治疗疝气，乳核和乳痈。另一个例子是肉桂与官桂，这两味中药都是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m cassia Presl）的干燥树皮,不同之处是肉桂是取自生长年限为30~40年的老树，而官桂是取自生长年限为6~7年的幼树；肉桂主要用于治疗冷痛、霍乱吐泻、疝气等，而官桂主要用来治疗伤风头痛、腹内冷气和皮肤风湿^[8]。

因此，中药资源要依据不同地域、时节并结合产地周围生态因素等具体情况针对性地进行保护。

2 中药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虽然我国的野生生物资源的种类十分丰富，但是，由于长期的保护不足，使得很多动植物资源已经处于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的状态，同时也导致了很多中医药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其主要因素有两点：①生存环境的变化。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各种工业三废的排放以及因建筑需求对矿石资源和山林中木材资源的过度索取，极大地压缩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大约4 000~5 000种野生植物处于濒危状态^[9]。②经济利益的驱使。一方面，因很多稀有的野生动植物在黑市上的价格高得离谱，一些不法商人受利益驱使从事野生动植物的贩卖和盗采盗猎；另一方面，部分当地居民因为利益的诱惑，对野生动植物进行破坏性攫取，使得一些原本很常见的动植物现在变得极为稀少^[10]。如，紫斑牡丹曾经是秦岭地区十分常见的一种植物，也是名贵中药丹皮的来源，而如今在秦岭腹地很难再找到^[11]。中医药资源的时节性决定了很多药材都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去采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使得这种采集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工培育养殖的中药资源因为生长条件与原产地自然环境的差异，失去了其“道地性”。实际应用中人工养殖的中药材药性远不如野生采摘的药材，这使得古籍中记载的很多名方的药效无法达到。过硬的中药材质量是中医药发展的最基本保障，为了全民的健康，民族的发展，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宏伟蓝图，加强对我国传统的中医药资源的保护已成当务之急。

3 我国对中药资源的现有保护措施

3.1 中药资源普查

中药资源普查指针对一个国家或组织辖区内所有中药资源数量、质量、分布状况和开发利用及保护情况进行全面调查^[12]。通过中药资源普查，国家可以全面了解中药资源的现状，从而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措施，以达到更好地保护及开发利用目的。

建国以后，我国进行了多次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中药资源普查工作，1958-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肖培根教授团队按照当时卫生部的要求，采集标本5万份，对我国境内主要药用植物系统进行了总结调查^[13]。1960-1963年卫生部下达命令要求各省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对境内的中药资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14]。1969-1972年这一期间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编写了大量的记载中草药的书籍，如：《中草药手册》《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药大辞典》^[13]等。

1983年以后，我国先后组织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中药资源普查工作。2009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多个部门（单位）参与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12]。根据2018年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办公室在京发布的《2017中药资源普查年度报告》，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已统计到大约1.3万多种野生药用资源，并新发现54个新物种^[15]。

3.2 法律法规保护

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制定的法律。该法律填补了我国在法律层面对中医药资源保护的空白。该法律第三章第二十五条明确指出“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建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16]

除此之外，我国还先后出台了《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中医药资源的保护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对中药资源的保护尚缺乏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另外，中医药资源的遗传基因资源的保护目前依旧是中医药保护方面的一个缺陷。在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生物遗传基因资源所蕴含的开发价值是极其巨大的，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其重要价值的中药材的遗传基因资源。有文献报道“道地药材”之所以在药性上有所差别，不仅是因为所含微量元素的差异，其长期进化所造成的遗传信息的细微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7]。

3.3 专利保护

“健康中国2030”要求我们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而这些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资源如果被境外的利益机构所控制，开发出相应的商业化产品，将会是我们的巨大损失。

1993年之前我国的专利法是不对中药资源进行保护的，当时的专利法只对发明方法加以保护,为制造稍加工艺改变的中药仿制药提供了便利，造成了大量中药产品被仿制。1993年以后,专利法对药品实行专利保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仿制，但是因为中药成分的复杂，一副中药药方往往含有多种中药材，很难证明究竟是哪一种中药起到主导作用，从而使得侵权认定较难，结果造成了我国中药产品在国外被大量仿制的现象，严重影响我国中药资源优势的发挥^[18]，并使得我国人民群众在健康医疗上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2008年修订后的专利法中增加了针对利用遗传基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的规定，有效地保护了我国的生物遗传基因资源^[19]。然而，当前我国的《专利法》对利用我国中药资源进行配伍治疗疾病的案例尚无有效的法律条文依据。

我国现行的专利保护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依据西方文明的现代科技规则而建立的，现有的专利保护体系可以很好地保护西方的化学合成药物，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中药很难做到有效地保护，这也使得我国中药专利的保护变得西药化。现行的专利制度要求申请专利的时候要公开全部信息，但是中药的特殊性决定了一旦将全部信息公开，就很容易被仿制，这也是造成一些专利权人不愿意申请专利的主要原因。

4 “健康中国”对中药资源保护的新要求和对策

4.1 确立明确的中药材质量体系

几千年来，中医药的传承都是家族传承和师徒相传的模式，对于中药的质量更多的是凭借“郎中”的个人经验和药铺老板的信用体系作为保障，这种经验式的质量评价方法很难用行业规范的方式保障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经验式的药材遴选方法不适用于大面积推广，难以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整套药材质量评价体系，经过试点以后可用国家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确保中药材的质量。国家相关部门虽然近几年也投入了许多财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却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可行性较好的标准体系。笔者认为，针对中药材质量评价多样性的自身特点，可采用多学科交叉评估的方式并引入信息科学中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的方式，通过高通量的分析整理中药材数据，构建合适的质量评价体系。

4.2 加强中药材原产地的法律保护

为了确保中药材的质量，应该从原材料上就开始进行相关法律保护。针对野生动物，我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而针对野生植物目前只有《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相比较法律而言效力层级较低，操作范围和执行力度不如前者。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尽快出台《野生植物保护法》，以解决野生植物保护的体系化、协调化、层次化和科学化。另外，法律不仅需要规定保护野生动物植物本身，还需要规定保护野生动植物所在的生态环境，因为良好的生态坏境才能孕育出优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中药材来源于野生动植物，但与之不同的是，中药材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也就是“道地”性，因此，法律法规针对中药材原生境的保护显得格外重要。异地种植的中药材虽然在植物学分类上与原产地无差异，但是在药性上会出现差异，从而影响正常药效。因而对药材的原产地也应予以保护，严禁人为干扰药材的生长的自然环境，在适度的情况下也可以予以当地群众以经济补偿，使其参与到对原产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当中。

4.3 促进中药材保护意识教育和“惠益分享”机制

在保护野生资源和中药材资源方面，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还需要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工作，逐步提高公众保护这些资源的思想意识。例如，在宣传工作中强调中药资源保对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的重要作用、将中药资源保护的相关教育引入中小学课堂等。

“惠益机制”这一概念源自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要求资源开发者应该与资源提供者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开发所得的利益^[20]。在“健康中国2030”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必然会迅速崛起一批依靠中药资源开发获得经济利益的企业和团体。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使得这些利益的直接获得者给予中药资源保护者以利益分享，从而更好地激发对中药资源的保护，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提供可靠中药材的质量和数量上的保障。

5 结 语

众所周知，中药在华夏文明的延续中功不可没。几千年的岁月中，中药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中药材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经受住了各种瘟疫的冲击。近几十年，中药资源不断遭遇各种危机，但是随着国民保护中药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各种法律保障措施的完善，尤其是“健康中国2030”工程的实施，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有效地解决，中药资源将持续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中贡献其独特的力量。

参考文献